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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材料一：
      古代以王畿为中心，按相等远近作正方形或圆形边界，依次划分区域为“甸服”“侯服”“宾服”“要服”“荒服”，合称“五服”。《荀子•正论篇》云：“封内甸服，封外侯服，侯卫宾服，蛮夷要服，戎狄荒服。《国语•周语》载：“夫先王之制，邦内面服，邦外侯服，侯卫宾服，蛮夷要服，戎狄荒服。“五服”之分，置蛮夷于“要服”，与实际情况不符。岭南属于蛮夷之区，其所在地区应为“荒服”。“荒服”距离王畿二千五百里，最为遥远。《尚书•禹贡》云：“五百里荒服。”《礼记•王制》云：“中国戎夷，五方之民，皆有性也，不可推移。东方曰夷，被发文身，有不火食者矣；南方曰蛮，雕题交趾，有不火食者矣；西方曰戎，被发衣皮，有不粒食者矣；北方曰狄，衣羽毛穴居，有不粒食者矣。中国、夷、蛮、戎、狄，皆有安居，和味宜服，利用备器，五方之民言语不通，嗜欲不同。在诸夏看来，中原（即中国）居天地之中，土最佳，为文明的诸夏所居；东、南、西、北四方为其边缘，风土各有欠缺，为野蛮的蛮、夷、戎、狄所居，他们的气性、语言、衣服、器用等均不同于中原。这实际上是一种从地域和民族上划分中心与边缘、自我与他者的做法。
      这种建立在空间距离和华夷之辨上的划分，其实也是政治经济权利的划分。《史记•五帝本纪》云：“方五千里，至于荒服。南抚交趾、北发，西戎、析枝、渠度、氐、羌，北山戎、发、息慎，东长、乌夷，四海之内成戴帝舜之功。于是禹乃兴《九招》之乐，致异物，凤皇来翔。”将荒服地区纳入王土，其目的是为了“致异物”，即招致各方不同物产入贡。这不仅是一种物质上的需要，同时也是一种意识形态的需要，即中央政权通过罗致异物显示四方来朝，二地方政权通过贡物表达对中央政权的承认。“五服”的划定和“致异物”的一样，都是一种权利划分，汉晋时期地理志的“异物”书写传统与此有深刻的内在关联。
      从先秦一直到唐代，岭南与中原呈一种内外分隔的状态，成为华夷、内外的一个文化分界。《隋书•地理志》描述岭南云：“自岭已南二十余郡，大率土地下湿，皆多瘴厉，人尤夭折。”……
      所处近海，多犀象玳瑁珠玑，奇异珍玮，故商贾至者，多取富焉。……其俚人则质直尚信，诸蛮则勇敢自立，皆重贿轻死，唯富为雄。巢居崖处，尽力农事。刻木以为符契，言誓则至死不改。”由于负山阻海，地势较低，空气不易散发，岭南形成瘴疠之气；由于地处近海，物产多玳瑁珠玑，吸引四方商贾来此经商，因而商品经济尤为发达；由于商品经济发达，岭南人都唯富为雄、讲究诚信；在俗方面，他们还维持着巢居崖处的旧俗。
      总之，由于地理环境的阻隔、民族成分的复杂、经济形态的差异以及政治上的边缘地位，岭南文化与中原地区建立在农业文明和儒家思想基础上的耕读传家、礼乐教化明显不同，呈现出独特的文化风貌。
（摘编自陈恩维《文学地理学视野下的明初岭南诗派研究》）      材料二：
      由于自夏、商和西周以来，以黄河中下游为中心的王都所在对周边地区据有绝对优势，而当时人对东亚大陆以外的情况基本还不了解，或者只了解其落后一面，所以形成了一种王都所在即天下之中，王即是天下主宰的观念。《诗经•小雅•北山》中有这样的诗句：“溥（普）天之下，莫非王土。率土之宾，莫非王臣。”正是这种观念的写照。
      大致与此同时，学者构想了一种“五服”制度：“五百里甸服，五百里侯服，五百里绥服，五百里要服，五百里荒服。”（《尚书•禹贡》）据此，在王所居的京城（王畿）以外的土地应分为四方形的五等，每一等的四边宽度都是五百里。由内向外，第一等是甸服（以农业为主的直接统治区），第二等是侯服（诸侯统治区），第三等是绥服（必须加以绥抚的地区），第四等是要服（边远地区），第五等是荒服（蛮荒之地）。这种设想完全脱离地理环境的实际，连后世的儒家学者都觉得无法自圆其说。宋代学者蔡沈《书集传》指出：“尧的都城在冀州，冀州的北境加上云中、涿州、易州等地，恐怕也没有二千五百里。即使算到二千五百里，那已到了沙漠旁的不毛之地。东南那些富饶地区都是国家财富和赋税主要来源，却被当作要服、荒服而抛弃。从地势上考察，实在没有办法弄明白。”毫无可行性使这一方案胎死腹中，但方案本身既说明当时地理知识的缺乏，也反映了在这样的条件下统治者的政治野心也不敢太大。
      至迟到战国后期成形的九州制，假托大禹在治水成功后将天下分为九个州。实际上这是当时学者基于地理条件等因素对未来统一国家的一种规划，反映了他们的政治理想。《禹贡》九州的范围大致相当于北至今燕山山脉和渤海湾，南至南岭一带，西至陇东高原，东至于海。《周礼•职方》《尔雅•释地》《吕氏春秋•有始览》中都有各自的“九州”规划，各州名称与《禹贡》不尽相同，划分范围也有所差异，但都是当时人天下观念的反映。
（摘编自葛剑雄《人在时空之间》）（1）下列对材料相关内容的理解和分析，正确的一项是 

D

D

A.“五服”划分的依据是距离王都的远近，由远到近划分区域为“甸服”“侯服”“宾服”（“绥服”）、“要服”和“荒服”。
B.蛮夷和戎狄即五方之民，其所居之处实际上都应为荒服，按照东、南、西、北四方的不同，分别为东夷、西戎、南蛮、北狄。
C.从《尚书•禹贡》的“五百里荒服”到《史记•五帝本纪》的“方五千里，至于荒服”，意味着王权和政治版图的扩大。
D.中央政权将荒服纳入王土的目的是“致异物”，即招致各方物产入贡，从而显示方来朝，这其实也是一种意识形态的需要。
（2）根据材料内容，下列说法不正确的一项是 

C

C

A.从地理区位来看，岭南应属于“荒服”，在很长的历史时期都与中原处于内外分隔的状态；从文化特征来看，岭南也与中原地区明显不同。
B.五服制和九州制都出自《尚书•禹贡》，也都代表了当时学者对于“王制”的憧憬与想象，二者共同勾画出“天下”秩序的基本格局。
C.宋代学者蔡沈以冀州和东南富饶地区为例，对五服设想进行了批评和否定，这说明五服制度不符合古人的“天下”观念，难以自圆其说。
D.《尚书•禹贡》《周礼•职方》《尔雅•释地》《吕氏春秋•有始览》等文献都有“九州”规划，可见九州制有利于对“天下”进行区分和管理。
（3）下列各项中不属于岭南“异物”书写的一项是

A

A

A.一封朝奏九重天，夕贬潮州路八千。（韩愈）
B.里树桄榔出，时禽翡翠来。（张九龄）
C.红蕉花样炎方识，瘴水溪边色最深。（李绅 ）
D.日啖荔枝三百颗，不辞长作岭南人。（苏轼）
（4）材料一和材料二均论及“五服”，二者的论述思路有何不同？
（5）五服制和九州制有什么不同？为何五服制“胎死腹中”，而九州制却流传后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