阅读下面的文字，完成下面小题。
材料一：
      红学在我国学术史上是一门特殊的学科，它本身独特性甚强，却又很容易被当作一般对象对待。它的文化内涵极丰富，文化品位极崇高，所以需要我国的文学、史学、哲学、美学、科学等多方面的第一流学者通力协作，方能胜任愉快，展现光辉；而那些第一流学者们各有自己的理想事业，如何能以“一部小说”来作为他们的研究目标？于是“红学”遂落于低层次的人士之手。以我自己为例，如果勉强冒称一个“学者”，也不过是在三流的层次，还有一些尚不如我，根本不具备研治此学的条件。以上二端，乃是“红学”悲剧性的最关键的矛盾因素，至少在历史现阶段，其情势实在如是，讳言与美化，是有害无益的。
      无视于“红学”之极大独特性而总想把它拉向一般化，最好的例子可举海外的余英时。余教授曾著专文倡言“红楼梦的两个世界”与“红学革命”，并以此而名扬寰宇。在他看来，已有的红学一无是处，尤其是考证派已是“山穷水尽”“眼前无路”，故必须“革命”，而他的革命口号却是“回到文学上来”——他认为红学研究只应是一种文艺方面的事，别的都是错了路头的。这就是我所说的，无视于“红学”的独特性而要把它向“一般化”靠拢。其实余英时倒是个研究文化的高层次的教授（如对胡适的思想有所评论等等），连他都那么看待《红楼梦》，则其他同类论红之人可推而知了。文学，文学，它是什么？离开特定的文化底基涵蕴、历史环境、作者心灵神智，又能有何等真知灼见可以启迪学人呢？长时期评赞《红楼梦》“艺术”的，仍然离不开“形象塑造”“性格刻画”“心理描写”“口语运用”等等之类，这倒看起来满像“文学”了，难道余教授会满足于这样的“回到文学”而以此排斥其它层面的研究吗？
      我所列的第二条悲剧性，一方面与第一条有关联，另一方面则是文化学术的普遍水平的事情。前者，至今连这“红学”的特定含义在大教授那儿都扯不清，则势必产生真红学与假红学的混乱。“文学”范围的一般赏析评论不必说了，即如对小说作者的生卒与祖籍来作些考证——这其实也是一般从事文史工作者的起码“基础课”，可是现在这也成了“著名红学家”，可见这一“界”的“家”之滥竽之地步了。
归结一句话：“学”不足而“红”必虚。
（摘编自周汝昌《还“红学”以学——近百年红学史之回顾（重点摘要）》）材料二：
      周汝昌先生于1982年发表了《什么是红学》的演讲，提出两个观点：①“红学”有其特殊性，研究《红楼梦》的学问不一定就是红学。他说，“我的意思是，红学有它自身的独特性，不能只用一般研究小说的方式、方法、眼光、态度来研究《红楼梦》”，“红学不是要去代替一般小说学，它却补充和丰富一般小说学。一般小说学也不能代替红学。”②“红学”包括曹学、版本学、探佚学、脂学四学。周氏的观点非常明晰：“红学”是一种独特的学问，不同于小说学；“红学”指曹学等四学。
      应必诚先生在80年代那篇《也谈什么是红学》中说：“《红楼梦》作者、版本文献的考证和《红楼梦》作品研究是红学不可分割的两个组成部分。”“《红楼梦》作者版本的考证对《红楼梦》研究具有基础性、前提性的意义，因而是必要和重要的。”“但《红楼梦》作品的研究是红学的主体，《红楼梦》作者和版本的考证不能脱离《红楼梦》作品的研究。”“红学何为？就是用美学的、历史的方法，包括运用作者版本考证的研究成果在与时代历史、文化环境、思想思潮、作者身世、文学传统以及与读者的联系中，去阐明《红楼梦》审美艺术的创造及其思想和艺术成就，阐明《红楼梦》的审美个性和艺术风格等等。”
      应文说：“红学有它的特殊性，但是，不能以此来否定对《红楼梦》本身的思想艺术的研究。”在这里，应氏以他自己的“红学”概念界定去反对周氏在另一种“红学”界定下的逻辑展开。周氏的“红学”界定是否隐藏着否定“《红楼梦》本身的思想艺术的研究”的动机，他自己并未明言。他只是说这种研究是属于“一般的小说学的范围”，而不在“红学”的范围。周氏的红学界定与他一生的红学研究大致对应。面对周氏的红学界定，我们只能说其界定过于狭窄、过于专门化。但我们没有理由因此而认为，周汝昌否定对《红楼梦》的思想艺术进行研究。
      几乎对于任何《红楼梦》的爱好者来说，指出周氏的红学界定过于褊狭，这并不困难。我曾打过一个比方：大家都知道，人既需要吃饭，也需要喝水。突然有一个人说，人不需要吃饭，光喝水就行了，喝水才是人最特殊的地方。于是大家纷纷出来反对，长篇大论、连篇累牍地说，吃饭和喝水是一种辩证关系，应以吃饭为主，喝水只是辅助的，但也不能缺少。如此放之四海而皆准的辩证法自是常理，但又有什么价值呢？我们为什么不能耐心地听听对方的陈述，也许可以从对方的荒谬中找到更加科学的养生之道。
（摘编自陈维昭《“红学”何以为“学”——兼答应必诚先生》）（1）下列对材料相关内容的理解和分析，不正确的一项是

A

A

A.各学科一流学者不以《红楼梦》来作为他们的研究目标，所以没有正视“红学”的特殊性。
B.周汝昌先生认为余英时是研究文化的高层次的教授，应该不满足于“回到文学上来”研究。
C.对“红学”概念的界定以及概念界定下的逻辑往往深刻影响研究者的研究内容和研究范围。
D.周汝昌有没有否定对《红楼梦》的思想艺术进行研究是陈维昭和应必诚两者观点不同之处。
（2）根据材料内容，下列说法不正确的一项是

C

C

A.文本两则材料围绕“《红楼梦》研究”这一核心话题展开论述，各学者的观点不一，体现了作品本身的文化内涵之丰富，文学品位之高。
B.周汝昌先生从个人对《红楼梦》独特性的理解谈起，认真分析了当下“红学”研究者的情况，明确提出“学”不足而“红”必虚的观点。
C.周汝昌先生基于“红学”研究的特殊性，清晰界定了研究内容，应必诚先生虽然也承认“红学”的特殊性，但其研究内容与周则完全相反。
D.陈维昭先生在充分分析应必诚先生和周汝昌先生各自观点的基础上，提出自己的研究理念，委婉提出学术研究者应该善于倾听他人的陈述。
（3）根据材料，下列各项中属于周汝昌先生对“红学”界定范畴的是

C

C

A.探究小说的悲剧审美特性
B.分析黛玉的人物形象
C.将“红学”分成四个体系研究
D.揣摩小说的语言风格
（4）请分析材料二使用的两种主要论证方法。
（5）学校即将举办《红楼梦》整本书阅读分享交流会。关于“红学”的界定，周汝昌先生和应必诚先生的观点引发了师生们的热议。你更赞同谁的观点？请结合材料，简要陈述理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