阅读下面的文字，完成下列小题。
《资治通鉴》是北宋史学家司马光主持修撰的一部卷帙浩繁的编年体史学名著。自《史记》《汉书》以后，断代纪传体史书越来越流行，也逐渐确立了其作为“正史”的地位。我们通常所谓的“二十四史”或“二十五史”等“正史”，无一例外都是纪传体，而且除了《史记》之外，其他“正史”都是断代史。但在纪传体之外，编年体也是一种极为重要的体裁，先秦时期的《春秋》《左传》《竹书纪年》等编年体史书可以说奠定了中国传统史学的基础。但秦汉以后，编年体史书逐渐消沉，难以与纪传体正史争锋。直到北宋时期，《资治通鉴》才重新举起了中国传统史学中“编年体”和“通史”这两面大旗。不得不说，中国传统史学中编年体之所以能与纪传体并峙成为两座高峰，悠久深厚的“通史”传统之所以能够形成，《资治通鉴》功不可没。
      若要明白《资治通鉴》的历史观，那么作者出于什么目的而编撰此书，是不可不知的。知道了撰写此书的目的，那么此书的基本观念就可知晓了。如上所述，司马光之所以编撰《资治通鉴》，最核心、最主要的目的，是让帝王阅读，给帝王提供一个了解前代历史的优秀读本，从而起到“以史为鉴”的效果，司马光也因此成为读书人里的“帝王师”。这样看来，《资治通鉴》最为根本的历史观，还是秉持了中国史学的悠久传统，把历史当成是前代善恶行迹的汇总，后人可从中找到各种成败善恶的范例，并且阅读之，领会之，运用之，从而学习古人的成功经验，避免重蹈古人的覆辙。总的来说，这是一种实用的“以史为鉴”的历史观。
      如果我们往更深一层思考，就会发现《资治通鉴》蕴含着司马光等史学家更为理想化的一种历史观。《资治通鉴》编年起始于周威烈王二十三年三家分晋。虽说是为了上接《左传》，但并没有和《左传》完全接续起来。那么，司马光为何要以三家分晋作为此书的起点呢？他自己就有很清楚的说明：臣闻天子之职莫大于礼……何谓礼？纪纲是也。……是故天子统三公，三公率诸侯，诸侯制卿大夫，卿大夫制庶人，贵以临贱，贱以承贵……然后能上下相保而国家治安。故曰天子之职莫大于礼也。
      司马光所说的“礼”，就是君臣名分、尊卑之别，也就是一整套的社会秩序。即孔子说的“君君，臣臣，父父，子子”。在儒家所设想的君臣尊卑之社会秩序背后，还有一个更为远大的道德理想。现实世界中的尊卑秩序，其实就是这个道德理想的具象化。礼乐为道德之器具，群史为六经之延续。后世的礼乐兴废、治乱兴衰，也可以看作是儒家心目中理想的道德秩序在现实世界中的浮沉隐显。《资治通鉴》历述周秦汉唐之盛衰，具陈礼乐刑政之兴废，也是为了考察儒家的道德理想在历史中的实践过程。
      以上所述《资治通鉴》的历史观，可能与我们现代人对于历史的观念有着相当的距离，但如果要想理解《资治通鉴》，理解中国的史学传统，那么这些知识不妨略知一二。抛开这些历史观不谈，《资治通鉴》考证严密，叙事精准，本身也是很值得一读的史书。
（摘编自范云飞《资治通鉴》历史观》）（1）下列关于原文内容的理解和分析，正确的一项是

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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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以《史记》《汉书》为代表的断代纪传体史书在中国传统史学中具有“正史”的地位。
B.作为重要的史书体裁，编年体史书奠定了中国传统史学的基础，但逐渐消沉于秦汉时期。
C.《资治通鉴》的问世，促成了中国传统史学中“编年体”和“通史”双峰并峙的局面。
D.“以史为鉴”以及考察儒家的道德理想在历史中的实践过程是《资治通鉴》的历史观。
（2）下列对原文的论证的相关分析，不正确的一项是

D

D

A.文章通过梳理中国史书体例的发展过程，论述了《资治通鉴》在中国传统史学上的贡献。
B.文章从分析《资治通鉴》的编撰目的入手，论述了它所体现的最为根本的历史观。
C.文章采用层进式结构，论述了《资治通鉴》蕴含的史学家们的理想化的历史观。
D.《资治通鉴》的历史观与现代人的历史观相去甚远，没有历史价值，不过因为它叙事精准，所以值得一读。
（3）根据原文内容，下列说法不正确的一项是

B

B

A.如果没有《资治通鉴》，中国史书体例难免单调，纪传体正史可能一家独大。
B.“帝王师”的特殊身份使司马光将《资治通鉴》定位为帝王了解前代历史的优秀读本。
C.《资治通鉴》的“以史为鉴”的历史观，在一定程度上体现了该书的实用性。
D.《资治通鉴》述朝代兴衰，陈礼乐刑政之兴废，在一定程度上是为了维护尊卑秩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