阅读下面的文字，完成下列各题。
      材料一：
      中国古代知识分子的出路就是“仕”。在那个时代，自然科学知识，如天文、地理、气象、物候、测算等等，都是入仕的本钱。但更重要的是熟谙经史，深通谋略，懂得治人牧民之术，又能文章盖世，遣兴移情，标高自重，具有道德修养、审美情趣和个人魅力，才能获得“为官一方”的人望。但传统人文知识分子的软肋是“知遇难得”，科场拔士取决于考官的眼力。怀才不遇的传统知识分子要么在社会上沦为“九儒十丐”，要么像陶渊明那样隐居一隅。于是自古中国知识分子也就分为两类：一类是力图以自己的才能为统治者服务、实现自己的圣贤理想的，如范仲淹标榜自己的人格是“居庙堂之高则忧其民，处江湖之远则忧其君”，这是一种建设型和忧患型的知识分子；另一类是隐逸型和牢骚型的知识分子，这些人往往生逢乱世或朝政腐败时期，他们远离政治漩涡的中心，有意使自己边缘化，甚至故意和传统习俗作对。如魏晋时期的“竹林七贤”个个放浪形骸、蔑视礼教，视官场为逐臭之所，不做“君子”而要做“飘摇于天地之外”的“大人先生”（阮籍）。这两类知识分子大体上也就相当于儒家知识分子和道家知识分子，但实际上不如说是中国传统知识分子的两种互补心态，并没有什么截然的分界。“达则兼济天下，穷则独善其身”，善其身是济天下的资本，济天下是穷独时的向往，向往而不达则是一切牢骚的根源。所以不论是儒家还是道家的知识分子，他们的眼光总是盯着政治和官场，不是争宠揽权，就是愤世嫉俗，少有对自然知识和客观真理的探索和研究。
      由此可见，传统中国知识分子根本的毛病在于对权力和政治的依赖性，即使在他们对权势者进行批判时，这种依赖性也以种种方式表现出来。就儒家知识分子来说，他们的确并不都是官场禄蠹，他们对权力的谋求也往往都有十分正当的理由，其最高境界是当“帝王师”，辅佐帝王实现治国平天下的政治理想。因而一个正直的儒家士大夫除了对皇权的服从外，还有一个更高的服从对象，这就是“天道”。当然，“忠君”本身也是“天道”的题中应有之义，但“忠君”有各种不同的方式和层次，最高层次就是当“谏臣”，即对皇上的一举一动不是一味服从，而是以“天道”的名义提出批评，哪怕牺牲性命也在所不辞。在这种意义上，儒家知识分子也可以看作是“批判型”的知识分子，但这种“批判”是以世所公认且已经居于统治地位的意识形态为前提的，而不是立于个人研究的专业和学理基础上的，因而并不具有真正的批判所蕴含的开拓性和启蒙性。
      至于道家知识分子，通常认为他们对社会和整个权力结构的批判表明了他们对政治的独立性。其实，除了那些抱有“终南捷径”的算计的假隐士外，道家知识分子通常都是官场中的不如意者和失败者，他们对政治和社会现实的批判本质上和屈原的《离骚》《天问》一样，是一种牢骚的发泄和政治上一身清白的表白，或是一种失意后的心理补偿。因此道家知识分子的社会批判同样不具有积极促进社会变革的意义，而只是一种情绪化的个人宣泄，它所引发的审美体验和某些自然知识只不过是这种情绪宣泄的副产品，而非刻意追求的结果，更不是他们用来批判社会的专业立场。
（摘编自邓晓芒《知识分子为何如此热衷“进谏”》）      材料二：
      隋唐时期，士大夫精神世界的精神根底不是归于佛教，就是归于道教。在这个时代，儒家日渐衰微，韩愈在《原道》篇里树立道统，以证明儒家思想传承之渊源。中晚唐的儒学复兴运动，主要着眼于政治、经济等方面的批判，诉诸政治的力量来解决思想的问题，没有达到真正意义上的成功。
      北宋士大夫在宋王朝“养士”政策的基础之上，展开了一种独特的面对世界的方式。宋代的开国根基里有一种敬畏的精神，这种敬畏的精神，滋养出一种宽容的气质，体现为对普通老百姓不敢残虐之，对士大夫则宽容之。在北宋的文化和思想当中，有三个字构成了北宋士大夫精神的根底：一是范仲淹的“忧”，一个是程颢的“仁”，一个是张载的“感”。这三个字都指向他人，指向对他者责任的承担。“忧”是北宋士大夫的基本精神气质，这样的精神气质在范仲淹的《岳阳楼记》中有非常突出的体现——“居庙堂之高则忧其民，处江湖之远则忧其君”。宋代士大夫人格之伟大，既是精神力量，也是时代塑造。
      北宋士大夫意识到，与佛、老之间的斗争，根本是生活方式、生活道路的不同。佛、老这样的虚无主义世界观，如果任其蔓延下去，人的道德生活是无从建立的。在这个意义上，一旦面对生活道路的问题，其实就是我们所熟知的价值观的问题。佛教、道教都发展出了有自己哲学根据的价值取向以及有自己理由的生活道路，在这个背景之下，就要从根本上树立起儒家的道理。
（摘编自杨立华《北宋儒学复兴运动》）      材料三：
      唐宪宗继位后不到一年时间，宦官重又得势，王叔文被赐死，柳宗元、刘禹锡等八人被贬到荒僻的外州做司马。虽然柳宗元跟刘禹锡都受挫折，但他们受到伤害的程度不一样。作为失败者，柳宗元在这次政治斗争中所受的伤害最大。刘禹锡对于盛衰变化有一种通达的看法——一个人不是永远顺利的，现在衰败，将来也许会恢复。刘禹锡对于盛衰变化有完整的通观，他的诗喜欢写关于历史兴亡的东西。而柳宗元没有这种通达的看法，一个打击下来，他却没有解脱的办法。他的挣扎，是尝试用游山玩水来安慰自己。柳宗元经过自己的一番挣扎和努力，最终还是没有得到解脱，他的内心非常悲哀非常痛苦。所以他在永州所写的山水游记和诗歌都有一个特色：表面上是写赏玩山水，而且写得冷静、超逸，要摆脱，但并不是真的冷静，也不是真的超逸。
《溪居》正是柳宗元被贬官到永州，最痛苦最哀伤的时候所写的。“来往不逢人，长歌楚天碧”（《溪居》）表面上是一种自得，其实是在写他自己的寂寞。一个人不管做什么，都要“求诸己”而不要“求诸人”，如果自我充实了，就是韩退之说的“由是而之焉之谓道，足乎己无待于外”。如果“足乎己”了，“来往不逢人”才是很好的一件事，因为根本不需要外在的赞美和影响，你才有一种自得，于是“长歌楚天碧”，可以放声歌诵了。
（摘编自叶嘉莹《柳宗元的山水寂寞心》）（1）下列对材料一相关内容的理解和分析，正确的一项是

B

B

A．中国古代知识分子既要掌握自然科学知识，更要熟谙经史，深通谋略，懂得治人牧民之术，才能最终获得“为官一方”的人望。
B．怀才不遇的传统知识分子如果不在社会上沦为“九儒十丐”，就可能有意使自己边缘化为陶渊明那样的隐逸型和牢骚型知识分子。
C．中国古代知识分子的最高境界是当“帝王师”，辅佐帝王实现治国平天下的政治理想，但他们最高的服从对象是“天道”而非皇权。
D．屈原的《离骚》《天问》只是官场失意者一种情绪化的个人宣泄和政治上的清白表白，不具备社会批判和积极促进社会变革的意义。
（2）根据材料二、三内容，下列说法不正确的一项是

A

A

A．中晚唐儒家日渐衰微，韩愈发起的儒学复兴运动没有真正成功，根本原因是诉诸政治的力量来解决思想的问题。
B．“忧”“仁”“感”构成北宋士大夫精神的根底，宋代士大夫人格伟大，与宋王朝“养士”政策密不可分。
C．北宋儒学复兴运动着眼思想领域，意图发展出有自己哲学根据的价值取向以及有自己理由的生活道路。
D．柳宗元被贬永州后尝试用游山玩水来安慰自己，他此时的山水游记和诗歌是寂寞的表达，并没有超逸自得之心。
（3）结合材料内容推断，下列选项中最符合韩愈“道统”思想的一项是

D

D

A．“此中有真意，欲辨已忘言。”（陶潜《饮酒》）
B．“谓功业可立就，故坐废退。”（韩愈《柳子厚墓志铭》）
C．“劳苦变动，而后能光明，古之人皆然。”（柳宗元《贺进士王参元失火书》）
D．“为天地立心，为生民立命，为往圣继绝学，为万世开太平。”（张载《横渠语录》）
（4）材料一和材料二都对中国古代士大夫作了比较分析，请简要说明其差异。
（5）结合上述材料，简述柳宗元革新失败后始终无法摆脱痛苦的原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