材料一：
      隐士活动的政治内涵，突出表现在他们与皇权的关系上。隐士形成有两个基本要素：一是士人的独立意识，即“道”优于“势”的信念；二是皇权所希望的隐士担负的社会使命，即在皇权与社会的矛盾中起到协调作用。这就决定了隐士与皇权间无所不在的紧密关系：尽管“道”优于“势”，可又不得不服从“势”的绝对统治；皇权一方在隐士不抗拒其统治的前提下，尽量予以优容，甚至亲密无间。于是，双方如同一对命里注定的冤家，互相排斥，而又互相吸引。
      经过前代的教训，魏晋时期的皇权与士人都开展了对双方关系相处方式的思考。活的标本，便是“竹林七贤”。在不断选择和扬弃中，他们逐渐找到了双方不得不接受的相处方式。
      第一种为对抗式，唯嵇康一人。嵇康继承了东汉以来逸民隐者的疑君和无君思想，他不仅公开唱出“非汤武而薄周孔”的论调，还在行为上付诸实施，傲视王侯。这种处世方式的危险性被山林中真正的隐者看得清清楚楚。《文士传》记载了孙登用火与光的关系来开导嵇康的话：“子识火乎？生而有光，而不用其光，果然在于用光。人生有才，而不用其才，果然在于用才。故用光在乎得薪，所以保其曜；用才在乎识物，所以全其年。今子才多识寡，难乎免于今之世矣！子无多求！”但嵇康并没有听进这些话，继续公开与司马氏政权对抗。当好友吕安被诬陷入狱时，嵇康不惜以卵击石，义无反顾地挺身而出为之辩护，就此落入了一个等了他很久的陷阱。直到被捕入狱，嵇康才意识到孙登的先见之明，写诗自责：“昔惭下惠，今愧孙登！”
      与此相反的方式是投靠式。山涛明白得最早。他四十岁时便作了赵之国相，入晋后又历任要职。山涛的投靠是隐士与皇权关系中的一种适应，目的是全身，而不是出卖灵魂。尽管被嵇康骂得难堪，但嵇康遇难后，山涛仍举荐其子嵇绍担任秘书丞。嵇康被杀后，向秀拿着本郡的文书薄册来到洛阳，司马昭问他：“听说你有隐居的志向，为何又来这里？”向秀说：“巢父、许由这些拘谨自守的人是不值得效法称羡的。”司马昭听了，大为赞赏。
      第三种是矛盾式，以阮籍为代表。阮籍在很多方面与嵇康是一致的。如嵇康提出要“非汤武而薄周孔”，阮籍就干脆提出“无君论”的思想。在目无礼法，行为放达方面，二人也如出一辙。但二人下场却截然相反，其中关节就在于谁能有全身之道上。阮籍善于把对外界的褒贬藏在心里，因而能得到司马昭的赏识。在司马昭看来，士人做不做官，做官清不清廉，勤不勤政，都无关紧要；最要紧的，是听不听话，嘴巴老不老实。他平日十分注意观察士人，看谁最符合这个标准。他亲自树起的服从典型，便是阮籍。所以，司马昭对阮籍冒犯礼法的举动便视为枝节小事，不足一提。阮籍遭遇母丧，公然在司马昭那里吃酒。司隶向司马昭进言：“陛下正提倡以孝治天下，可阮籍却在重丧期间公然饮酒食肉，应流放海外，以正风教！”司马昭说：“阮籍痛苦成这个样子，你为什么不能与他分忧？况且有病的时候饮酒食肉，本也符合礼教规定嘛！”
      说阮籍这种方式矛盾，是指它虽能保全性命，而且也没像向秀、山涛等人那样认真做官，但它毕竟在很大程度上损害了隐士的赤诚、高洁之心。所以阮籍保全生命的代价除了自己的“至慎”外，还有内心极度的痛苦：王孝伯问王大：“阮籍何如司马相如？”王大曰：“阮籍胸中垒块，故须酒浇之。”（《世说新语•任诞》）阮籍隐逸之心未泯，所以十分在乎为保全性命所付出代价。生命受到威胁可由司马昭来保护，但由此而产生的内心极度煎熬，却是任何人都无法分担的：“终身履薄冰，谁知我心焦！”（《咏怀诗》）《魏氏春秋》云：“阮籍常率意独驾，不由径路，车迹所穷，辄痛哭而反。”与阮籍相似的，还有七贤中的刘伶和阮咸。
      竹林七贤以试验田的方式，向后人展示了各种与皇权相处的方式。从此便使隐士与皇权关系的调整，进入了自觉的阶段。
——宁稼雨《魏晋名士的隐逸情怀（上）：名士归隐的政治蕴含》材料二：
      魏晋时期，名教的瓦解给了士子们宣泄情绪的窗口。在动荡的社会中，亢与卑、直与曲，逆世与顺俗，隐德与扬名，外在的事功与内在的自由，这一系列对立的价值取向与行为方式，究竟该如何做出选择？
      嵇康在《与山巨源绝交书》里面自言“每非汤、武而薄周、孔”，与其说是在菲薄先圣，不如说他是在向泥塑的偶像所代表的僵化的名教宣战。如果说嵇康是魏晋士人思想解放的前导，阮籍则是放达派行为艺术的先驱。史载“籍本有济世志”，但兼济天下的理想与现实碰撞之后，他却转而酣饮终日、凌蔑礼法，放言“礼岂为我设邪”。阮籍“率意独驾，不由径路，车迹所穷，辄恸哭而反”，穷途之哭是为什么？车驾之路断绝么，显然不是；仕进之路穷绝么，当然更不是。苦闷现实的解脱之路何在，信仰崩塌之后灵魂解救之路何在，这些路他都找不到，只能做穷途之哭。
      狂者进取，狷者有所不为也。进取通常需要与人群发生联系，狷则隐含着脱离人群、走向孤独之路的心理倾向，或者说狷的极致就是隐。同轻视世俗价值的愤世嫉俗者相似，超世脱俗者也是以一种淡然的态度看待声名财富与高官大位，因而后者选择了远离纷扰、退隐山林。“隐”的表征是相同的，不过隐逸背后的意蕴不同。退隐并不意味着遁世，而是藏道自珍，不管处在朝廷，还是居于山林，心中高悬的始终是人伦大道，坚守的是纯粹的精神价值。
      西晋末年的社会大动乱中，除了戡乱救国之外，士人肩上还担着更为重大的责任。挽斯文之将坠，扶儒学之既颓，担负起了承继道统“为往圣继绝学”的历史使命。以“竹林七贤”为代表的魏晋士人在反抗畸变儒学的过程中，走向了尚虚的一端，玄学的广泛流布使得儒教几近沦没。价值的虚无主义侵蚀了凝聚人心的集体意识，而越轨行为则破坏了维系社会正常运行的社会规范。
      “用之则行，舍之则藏。”对于真正信仰儒家伦理的孔门后生来说，他们不会像阮籍那样“屈其道与天下靡”，也不会像狂狷那样“以其道而与天下亢”，而是“储天下之大用，而不求用于天下”。失意时不自暴自弃，困厄时不怨天尤人，能长处乐，能久处约，这才是孔子所提倡的理想人格。
——史海甄言《山林之乐与仕宦之忧：从＜世说新语＞看魏晋士人精神》（1）下列对材料相关内容的理解和分析，不正确的一项是

B

B

A．隐士和皇权如同一对欢喜冤家：士人内心渴望保持自我的独立人格，但又得屈从皇权统治；皇权需要利用士人来维护统治，又要提防他们对其统治的挑战。
B．山涛和阮籍对皇权的态度有别：山涛为了全身远祸，可以不惜放弃人格理想，在官场中长袖善舞；阮籍属意山林，但为全身远祸，又必须与皇权曲意周旋。
C．阮籍虽凌蔑礼法，却把褒贬藏在心里，因而颇受司马昭赏识，但司马昭对阮籍的优容，前提是阮籍不抗拒其政权的统治，这仍是“势”对“道”的借用。
D．愤世嫉俗者和超世脱俗者对世俗价值的态度接近，都选择退隐，但后者藏道于心，心中高悬人伦大道，坚守精神价值，而不是蔑视礼法名教。
（2）根据材料内容，下列说法不正确的一项是

D

D

A．《文士传》中孙登用火与光的关系来劝导才多而识寡的嵇康，倘若继续与司马氏政权公开对抗，而又无保全自身的处世之道，恐怕有杀身之祸。
B．向秀来洛阳求见司马昭，司马昭问他既有退隐之志，为何又来朝廷谋取仕宦，向秀认为巢父、许由这样洁身自持的人不知变通，他愿和司马氏政权精诚合作。
C．王大看到了阮籍为保全性命而对皇权示好的尴尬和痛苦，所以当王孝伯要他将阮籍和司马相如比较时，他认为阮籍没有司马相如洒脱，心中郁结必得以酒消释。
D．谨守儒家伦理的士人，他们不会像阮籍那样委屈自己的心意而听任天下糜烂；也不会坚持心中之道而与皇权对抗，他们能安时处顺，行藏在我。
（3）下列选项中，字面上最能体现材料一中阮籍对皇权的态度的一项是

D

D

A．夫能屈以为伸，让以为得，弱以为强，鲜不遂矣。
B．随意春芳歇，王孙自可留。
C．世与我而相违，复驾言兮焉求？
D．夜阑酒醒，难去忧畏，逶迤伴食，内惭神明。耿介与求生矛盾，旷达与良知互争。
（4）材料一和材料二都提到“竹林七贤”，但侧重点有所不同。请结合材料简要概括。
（5）“竹林七贤”作为一个亲密的隐退群体，为什么嵇康还要与山涛绝交呢？请阅读以下两段材料，结合材料一的内容进行分析。
      阮嗣宗口不论人过，吾每师之而未能及；至性过人，与物无伤，吾不如嗣宗之资，而有慢弛之阙^①；又不识人情，暗于机宜^②，久与事接，疵衅日兴，虽欲无患，其可得乎？
      夫人之相知，贵识其天性，因而济之，足下见直木不可以为轮，曲木不可以为桷^③，盖不欲枉其天才，今得其所也，故四民^④有业，各以得志为乐，唯达者为能通之，此足下度内^⑤耳。不可自见好章甫，强越人以文冕^⑥也；己嗜臭腐，养鹓鶵^⑦以死鼠也。
——嵇康《与山巨源绝交书》（有删节）注：①慢弛：傲慢懒散。阙：缺点。②暗于机宜：不懂得随机应变。③桷（jué）：屋上承瓦的椽子。④四民：指士、农、工、商。⑤度内：意料之中。⑥文冕：饰有花纹的帽子。⑦鹓鶵：传说中像凤凰一类的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