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材料：
      新石器时代随着农业的逐步发展与成熟，在黄河流域、长江流域和燕（山）辽（河）地区，分别形成了若干有自身特色和发展谱系的文化区。到公元前第四千纪的新石器时代晚期，在农业相对发达的黄河中下游、长江中下游和燕辽地区，都相继出现了有等级分化的区域社会组织，出现了以高等级建筑和墓葬为代表的特权阶层，相应地，在一些大型中心聚落里，上层精英开始以精美的玉石器、陶器等来标示自己的身份地位。大约从公元前4000年一直到公元前3300年之前，或者更准确地说是在公元前3500年前后的这段时间，可以视为“曙光初现”的中国文明的形成期，代表性遗址有河南灵宝西坡、山东泰安大汶口、江苏张家港东山村、安徽含山凌家滩、湖北天门谭家岭、湖南澧县城头山等。这个时期的特点是多个区域文明开始萌芽、生长，呈现出多线并进、多元发展的轨迹；同时各区域间彼此交流互动，相互连接，从而形成了东亚地区一个巨大的文明丛体。其中陕晋豫地区的庙底沟文化分布范围广、对四周影响大，显露出较强劲的发展势头。但此时尚没有哪个区域表现出显著的更加先进的样貌。
      然而，到了公元前3300—前2300年这段时间，此前相对均衡的局面被打破了。一方面，各区域文明持续发展，黄河中上游的双槐树、大地湾、南佐、陶寺早期聚落，黄河下游大汶口文化中晚期的一些中心聚落，以及辽西的牛河梁遗址群等，在社会组织规模、社会结构的复杂性、奢侈品所体现的文明成就等方面，都比从前有进一步的发展。另一方面，长江流域的稻作农业区更加凸显出来，呈现出更繁荣发达的文明形态。长江中游的两湖地区率先出现“城邦林立”的局面。而长江下游的良渚更是一枝独秀，考古发现所揭示出的丰富内涵，使得良渚成为迄今能够确认的东亚最早的国家社会。显而易见，这个时期中国史前区域文明发展的重心在长江中下游地区。
      此后，从公元前2300到公元前1800年的史前末期，也就是我们通常说的狭义的龙山时代，出于尚未确知的原因，此前发达的长江中下游和黄河下游等东部平原低地先后渐次衰落，长江上游和黄河中上游所在的西部“高地”则持续发展繁荣。尤其是黄河中游开始达到中国史前文化的又一个高峰，以陶寺、石峁古城为代表的社会集团，很可能发展成了龙山时代规模最大、结构最复杂、最富集权性，同时在意识形态与艺术表达等各方面成就最高的早期国家社会。其形成背景，则是从西亚、中亚传播而来的牛、羊等大型家畜，在我国西、北部的黄土地区转化成了一种新的生产力，使得原来较稻作农业略显微弱的粟作农业文化获得了新生力量和强大的经济基础，从而导致“黄土文明”开始崛起。
      到公元前1800年以后的二里头时代即夏王朝时期，这种有外来因素加持的生产力持续发酵，尤其是由西方传来的冶金术在中原地区获得创造性发展。夏人率先将复杂的分范合铸技术用于青铜礼容器的制作，将代表当时“高科技”的先进生产力与中国传统的礼制相结合，用于巩固、强化权贵精英的神圣统治，同时也创造出了世界上独特而发达的青铜文明。青铜冶铸不但需要复杂而高超的技艺，更需要组织完成大规模的采矿、冶炼、运输和多环节的铸造工序，其工艺和组织的复杂程度恐怕要远超以前的玉石器制作，此种生产锻炼了早期国家的管理能力，也将其代表的文明形态推进到了一个新的高度。此后接续发展起来的商周王朝更是将中国青铜文明推向顶峰。正是夏商周三代王朝所开创的青铜文明，奠定了以中原为中心的华夏文明在早期历史中的核心地位，也使得中原文明成为整合中华文明从多元走向一体的主导力量。可以说，经夏商周三代，中华文明多元一体的格局初步形成，并为以后秦汉更充分的大一统奠定了基础。
（摘编自戴向明《对中华文明多元一体格局形成过程的认识》）      材料中简要论述了中华文明多元一体格局的形成过程，在中华文明的发展历程中，“一体”因“多元”而异彩纷呈，“多元”又因“一体”而发展绵远。这种“多元”与“一体”相辅相成的关系不仅体现在国家、社会、民族的发展中，也体现在任何团体，甚至个人的发展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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