阅读下面的文字，完成下列各题。
材料一：
      《史记》之所以成为《史记》，在根本上并不是因为它有本纪、世家这样的名目，而是它体现了一种精神。这种精神用今天的话说就是以人为本。它通过各种不同类型的传记，囊括了帝王将相、平民百姓、智者、商人乃至巫婆、神汉等各色人物，只要对当时的历史具有一定的社会影响力，都会为他们立传。我所说的社会影响力，也许是一种正面的力量，也许是一种负面的效应。比如吕后这个人，司马迁对她极度反感。作为一个女人她坏得不能再坏，她把刘邦宠爱的戚夫人鼻子削了，眼睛挖了，然后放在粪坑里面。司马迁非常讨厌她，但依然把她列入本纪，因为吕后在那个特殊的历史时期是一种很强大的负面力量，司马迁不能不正视这样一个事实，吕后的作用等同帝王，因此把她列入本纪。
      司马迁的《史记》以人为中心，并且以复杂的标准去定位，因此《史记》前所未有地体现了历史的真实。这很不容易。《史记》里有很大篇幅关乎汉代的当代史，其中有些人物是非常复杂的。比如刘邦，他年轻的时候曾做过亭长，还是个流民，整天好逸恶劳。当然，刘邦也有好的一面，比如他有忍让的一面，有宽容的一面，有能够虚心纳谏的一面，在关键时刻克制住自己欲望的一面。这些司马迁都写了。优点好写，可这种情况怎么写？要知道司马迁就生活在汉朝最鼎盛的时期，汉武帝与刘邦生活的年代相隔不远，司马迁却都做了忠实的记录。
（摘编自郑训佐《司马迁写＜史记＞，不以成败论英雄》）材料二：
      西周时期史官职掌繁杂多样，但其中的文史之责无疑是最重要的职掌之一，而记言、记事等书写活动又是文史职掌的重中之重。在这种书写活动中，史官的主体意识不断凸显，逐渐开启了从被动记言、记事到主动描述历史的转变，不仅完成了对历史的价值判断，同时也实现了自己的生命意义。
      执聿记言，补以始末。王言若神，史官实录，制成诰命诏策，以布四方。史官以极为精简扼要的文辞记录君王言语，并根据使用场合、使用目的的不同，有时会补以叙事始末，形成完整的文字记录，以不同的文体，体现君王意志，使之成为治国之宝。现存文献中，《尚书》是最早的记言体史书，《逸周书》与《尚书》体例接近。西周史官的记言书写形态主要是在如实记录的基础上进行加工：其一，加上时间、地点、人物和事由，并用固定搭配词汇“王曰”“若曰”等点明言语主人身份。如《大盂鼎》铭文：“唯九月王在宗周命盂，王若曰。”《尚书•多士》：“惟三月，周公初于新邑洛，用告商王士，王若曰。”在这些“王曰”“若曰”的前面，往往是时、地、事的扼要介绍，而在其后面，则是对君王的诰命诏策的实录，言语庄重严肃、内容常与治国大要相关，是史书的主体。尤其值得注意的是“若曰”一词，具敬顺之义，有代神灵训话之意，体现了文辞的重要性和不可置疑性。这是史官在记录具有史鉴意义的口头语辞过程中最简单的补充，但却是将口头语辞转化成为史书的关键一步。而时、地、事等书写要素的齐备，为君王讲话呈现出更为完整的面貌，逐渐由单纯记言演变出言事合一的趋势，直接影响春秋后期形成的《国语》的书写。其二，添加情景描述，突出文体性质。如《尚书•汤诰》：“王归自克夏，至于亳，诞告万方。王曰。”“诞告万方”的简单四字，交代了“诰”的原因以及“诰”的文体性质。更详尽的如《逸周书•大匡解》，补充记录周王发言的背景、目的，涉及许多细节，是一篇完整规范的文辞记录，也是史官书写活动文献化的典型范例。这些详细的场景描述和因由介绍的记录，使史官的书写活动变得更为生动、丰满。其三，记言与时间、地点、人物、情节描述浑然一体，记言与记事结合。如《尚书•召诰》先写成王的活动以及召公相宅的具体过程，再写周公祭祀和命令开工，又写召公委托周公上书的话语，告诫成王应当敬德保民，保天命长久。文章在记述召公的言语之前，详尽地描述了相宅和祭祀以及动工的情况，使召公的发言顺承而下，言事一体，不可分割。又如《尝麦解》，其记录的是周王初饬岁典的发言，对发言之前“祈祷于宗庙，尝麦于太祖”的细节记述，具有很强的仪式感，与周王殷勤告诫的发言紧密联系。周王发言之后，尚有“众臣受大正书”“太史策刑书，箴大正”，“箴太史乃藏之于盟府，以为岁典”等详尽复杂的典礼环节的记述。在这里，典礼仪式的记述与对周王的记言融为一体，具有独立的价值，已开言事兼记体史书之先河。
      品酌事例，理贯其中。西周史官单独记事的书写活动主要出现在《逸周书》中。如果说，君王口含天宪，言出法立，史官记录君言，使之成为维护王朝政治秩序和社会秩序的规范，成为当时制度建设的必要，那么，记事则是对意义重大的历史节点的载录和再现，虽然目的同样是为了监察君王、垂宪后世，在客观上却具有了描述历史发展规律的意义。相对于记言，史官在记事的书写活动中因为目的定位、角度选择、材料剪裁等方面有更大的自由，所以能更集中地体现史官主体意识。《逸周书•程寤》记载太姒吉梦，昭示天意，为周的即将兴起并取代殷商得天下的合法性作出解释。《作雒解》记录武庚作乱始末、周公平叛并营建雒邑之事，尤其值得注意的是文中详细地记载了雒邑的规模形制，“立城方千七百二十丈，郛方七十里，南系于雒水，北因于郏山，以为天下大凑”。“天下大凑”凸显了营建成周的政治意图及武王、周公的政治目光。唐大沛云：“文笔简古而周密，非周初良史不能为，疑亦出于史逸之手。”《王会解》记载的是王城既成时周成王合诸侯、四夷于明堂的成周之会，文中详尽地描述了这次盛会的主要参与者及相关礼仪。《周书序》云：“周室既宁，八方会同，各以职来献，欲垂法厥后，作《王会》。”
      镕裁文辞，斟酌浓淡。西周史官书写活动在不断地发展、演变。语言风格、辞采修饰、时间序列等几经变化，体现了西周史官在记言、记事中个性色彩的增加及其对“言而有文”的追求，反映了西周史官主体意识的觉醒。
      首先，从《尚书》到《逸周书》，语言风格呈现出一种从古奥简朴到畅达活泼的变化过程。《尚书》多是官方的诰命诏策和君臣之间的谈话记录，因而显得庄重典雅，且所记言语年代比较早，给人一种艰涩的感觉，正如韩愈《进学解》所说的“周诰殷盘，佶屈聱牙”。甚至，有一些篇章的语意不十分连贯，即兴意味明显。《逸周书》年代较之《尚书》稍晚，“上翼六经，下笼诸子，宏深质古”，语言风格同样庄重典雅，但已经是具有自然流畅、逻辑清晰的特征。如产生年代较早、描述商周政权交替的《克殷解》，即使是其中载录的尹逸所读的策书，虽然属于先秦礼法文书，但语言同样不失晓畅。这种自然流畅、逻辑清晰的笔法是史官整理、润色的结果，说明史官的主体意识和阐释意愿正在不断加强。其次，从《尚书》到《逸周书》，同样为记言书写活动，但语气词和感叹词出现了一个由多到少的变化过程。从二者语气词和感叹词分布情况来看，其主要出现在议论性的对话中，而在一些布告性、阐释性的篇章中出现的概率偏少。语气词和感叹词都是用在句中或句末表达语气、增加感情的虚词，它的变化，反映西周史官记言从逐字实录到不断润色加工的发展过程。再次，在记事中展示西周史官“简而有法”的书写原则。这种文法正是“微而显，志而晦，婉而成章”的“春秋笔法”的肇始，目的在于确立、维护礼法。
      要之，西周史官的文史职守看似只是文字记录的书写活动，但监察君王、立法垂宪、维持礼制才是其职守的核心，而这又需要史官在执行职守中发挥主体意识。因此，史官们通过文字将这些个性化的情景描述、过程描述、因由探讨以文学的表现手法补充进来，形成历时性的完整记言体史书；在记事中，史官对具有垂法后世的历史性时刻进行选择和裁剪，一方面是记言书写的重要补充，另一方面，则是初开后世记事史书滥觞。西周史官正是在书写活动中，开启了主体意识觉醒的历程，张扬了理性精神。
（摘编自林训涛《西周史官书写中的主体意识》）（1）下列对材料相关内容的理解和分析，不正确的一项是

B

B

A.《史记》体现了以人为本的精神，即司马迁为当时人物立传的标准是人物具有社会影响力与否，而不是作者自己的喜好。
B.根据使用场合、使用目的的不同，史官们都以极为精简扼要的文辞记录君王言语，补以叙事始末，形成完整的文字记录。
C.如果《逸周书•大匡解》中，史官没有补充记录周王发言的背景、目的，那么我们就不能认为此篇文章是史官书写活动文献化的典型范例。
D.相较于对方，《尚书》的语言风格更为古奥简朴，《逸周书》则更为畅达活泼，其原因不仅仅是后者年代较之前者稍晚。
（2）根据材料内容，下列说法不正确的一项是

D

D

A.材料一举例司马迁记录刘邦的故事，目的是论证《史记》的记载体现了历史的真实。
B.材料一与材料二都谈到了史官书写中的创作理念，不过二者论述的重心并不相同。
C.史书的主体是对君王诰命诏策的实录，而对时、地、事的介绍往往都是扼要的介绍。
D.在记言的书写活动中因为目的定位等方面缺乏一定的自由，所以史官的主体意识无法体现。
（3）下列选项，最适合作为论据来支撑材料一观点的一项是

A

A

A.东汉历史学家班固认为“（司马迁）其文直，其事核，不虚美，不隐恶，故谓之实录。”
B.西晋刺史张辅曾评价《史记》为“迁之著述，辞约而事举，叙三千年事，唯五十万言。”
C.唐代柳宗元认为《史记》“浑然天成滴水不漏，增一字不容；遣词造句煞费苦心，减一字不能。”
D.近代梁启超认为《史记》“行文，叙一人能将其面目活现；叙事，能剖析条理缜密而清晰。”
（4）司马迁对项羽的评价是“然羽非有尺寸，乘势起陇亩之中……政由羽出，号为“霸王”。及羽背关怀楚，放逐义帝而自立，怨王侯叛己，难矣。自矜功伐，奋其私智而不师古。……五年卒亡其国，身死东城，尚不觉寤而不自责，过矣”，请结合材料一说一说此中体现出的司马迁的创作理念。
（5）材料二中提到，史官们记事“一方面是记言书写的重要补充，另一方面，则是初开后世记事史书滥觞”。请你结合本材料谈一谈，西周史官在记事上是如何成为后世记事史书滥觞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