阅读下面的文字，完成下面小题。
材料一：
《法经》是在总结前人经验的基础上编撰的，开中华法系之先河，但由于法典的制定还处于中华法系的启蒙时期，不可避免地具有一些人类早期法律文化的共同特点。
      根据现有文献，最早提到《法经》的史料是由《晋书•刑法志》记录下来的三国时期陈群、刘劭等人撰写的《魏律•序》，其中有“旧律因秦《法经》”这样的话。《晋书•刑法志》对《法经》有更加确切的说明：“是时（指魏明帝制定魏新律之前）承用秦汉旧律，其文起自魏文侯师李悝，悝撰次诸国法，著《法经》。”随后《唐律疏议》《唐六典》注中也有类似的论述。至明末，董说在其编著的《七国考》的《魏刑法》一篇中，引用了东汉桓谭《新论》中关于《法经》的一段论述，对《法经》作了更加详细的阐述。自此之后，战国时代李悝著《法经》，便被大多数学者认可。
      李悝师从子夏。子夏作为孔子的弟子，其思想核心主要是“重礼”和“博学”。李悝虽然跳出了子夏的儒家门墙，但还是继承了其师的“重礼”思想。如《法经》在废除卿世禄的同时，却又正式确认了与封建等级相适应的权利和义务关系，宣布“大夫之家有侯物”，是“逾制”，“自一以上者诛”，表现了封建等级制度的森严。此外，“丞相受金左右伏诛”，也是保护特权者的一项具体规定。按董说注云：“刑不上大夫，故诛左右。”以上种种无不反映了李悝在立法时思想深处受到的儒学羁绊。
《法经》是身为法家代表人物的李悝在魏国实行变法改革的措施之一，其目的是为了“使其君生无废事，死无遗忧”。《法经》的内容有六篇，即《盗法》《贼法》《网（囚）法》《捕法》《杂法》《具法》。《法经》的指导思想就是“王者之改，莫急于盗贼”。再结合《法经》在《杂律》中对于“逾制”等罪名的规定，可以看出《法经》反映了当时的贵族及新兴的封建士大夫加强、维护其地位的意志。
      古代法律规范体系并无科学的分类，体现在法典的体例上就是诸法合体，民刑不分、实体法程序法不分。从现存有关《法经》的史料来看，《法经》的主要内容是以罪名为基础的刑法条文，但是也并不完全只是刑法，《唐律疏议》中说：“《囚法》今《断狱律》是也，《捕法》今《捕亡律》也。”可见《法经》中也有相当于刑事诉讼法的内容。而且《法经》把维护私有财产权的《盗法》立为首篇，其中就不可能不涉及到对某些民事关系的法律调整，只不过一如我国古代法律的特点，是以刑事手段来调整而已。
《法经》继承了《周礼》及《尚书•吕刑》中的各种肉刑，如笞、诛、膑、刖、宫等，还规定了大量的连坐刑，如夷族、夷乡等。另外，《法经》“重刑而轻罪”，规定“盗符者诛，藉其家。盗玺者诛。议国法令者诛，籍其家，及其妻氏”“群相居一日以上则问，三日四日五日则诛”。以上表现，无疑使《法经》抹上了浓厚的暴力杀戮的色彩，散发出原始氏族征战与统治的血腥气息。
      虽然李悝在变法中提出了“为国之道，食有劳而禄有功，使有能而赏必行，罚必当”的方针，并且在《法经》中演变为“不别亲疏，不殊贵贱，一断于法”的“法治”原则，并为后来商鞅、韩非等法家代表人物奉为信条。但是这些“法治”措施击溃了奴隶制等级秩序，却又带来封建等级秩序，而封建社会仍是等级特权社会。法家的“法治”观最终仍是为“人治”服务，毫无民主性、平等性可言。
（摘编自“百度百科•法经”）材料二：
      这是中国法治建设的里程碑。2020年5月28日下午，十三届全国人大三次会议表决通过《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典》。这是新中国第一部以法典命名的法律，是推进全面依法治国、完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律体系的重要标志性立法，对推动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推动新时代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具有重大而深远的意义。
      编纂民法典，是坚持和完善社会主义基本经济制度、推动经济高质量发展的客观要求。民法典体现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基本要求，进一步完善了我国民商事领域各项基本法律制度和行为规则，为民商事活动提供了更为明确的行为规则和基本遵循，进一步健全了我国现代产权制度、合同制度等，充分调动民事主体积极性和创造性，有利于营造更好的法治化营商环境，为推动经济高质量发展注入更多法治力量。
      编纂民法典，是增进人民福祉、维护最广大人民根本利益的必然要求。加强个人信息保护、对保护网络虚拟财产作出规定、细化网络侵权责任、明确规定生态环境损害的修复和赔偿规则……民法典全面回应新时代人民群众法治需求，充分反映人民意愿，聚焦经济社会热点难点问题，全面加强了对公民人身权，财产权、人格权的保护，形成更加规范有效的权利保护机制，充分彰显了以人为本、立法为民的理念。
      民法典弘扬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确立平等、自愿、公平、诚实信用、公序良俗、绿色发展等基本原则，实现了中国传统优秀法律文化和现代民事法律规范的融合，为我国民事法律制度注入强大的道德力量。通过民法典的施行，以法治承载道德观念，以道德滋养法治精神，必将使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更加深入人心，为建设富强、民主、文明、和谐、美丽的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夯实社会根基。
      法律是治国之重器，良法是善治之前提。以民法典的编纂和颁行为契机，全面推进科学立法、严格执法、公正司法、全民守法，必将为实现“两个一百年”奋斗目标、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中国梦提供更加完备的法治保障，为人类法治文明进步贡献中国智慧和中国方案。
（摘编自新华社《法治建设的里程碑——写在民法典通过之际》）（1）下列对材料相关内容的说法，不正确的一项是

C

C

A.《法经》是在总结前人经验基础上编撰的第一部比较系统的成文法典，既体现了法家重刑的思想，也继承了儒家重礼的思想。
B.根据现有文献记载，特别是明末董说在《七国考》中对《法经》进行了详细的阐述后，“李悝著《法经》”便被大多数学者认可。
C.李悝变法改革的目的是“使其君生无废事，死无遗忧”，主张“王者之政，莫急于盗贼”，《盗法》排在《法经》之首即是印证。
D.《法经》提出“不别亲疏，不殊贵贱，一断于法”的“法治”原则，但从“丞相受金左右伏诛”的规定看，它仍是为“人治”服务的。
（2）下列对民法典编纂必要性的理解，不正确的一项是

A

A

A.民法典的编纂作为全面依法治国、法律体系完善的标志性事件，象征着我国走向繁荣昌盛，文明进步。
B.民法典的编纂有利于营造更好的营商环境，完善了社会主义基本经济制度，为推动经济高质量发展注入法治力量。
C.民法典的编纂全面回应了新时代人民群众的法治需求，充分反映了人民的意愿，使公民权力保护机制更加规范有效。
D.民法典的编纂融合了中国传统优秀法律文化和现代民事法律规范，“法”“德”相融，将使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更加深入人心。
（3）下列各项中，最适合作为论据来支撑《法经》“重刑而轻罪”观点的一项是

D

D

A.罪人年十五以下，罪高三减，罪卑一减；年六十以上，小罪情减，大罪理减。
B.太子博戏则笞；不止，则特笞；不止，则更立。
C.上以无法使，下以无度行……故百事废，财物浊，而祸乱起。
D.窥宫者膑，拾遗者刖。
（4）请简要分析材料二的论证结构。
（5）与《法经》相比，民法典的进步性体现在哪些方面？请依据材料简要分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