阅读下面的文字，完成各题。
材料一：
      四川省广汉三星堆遗址的考古发现伴随1986年两个祭祀坑的发掘达到高峰。出土的青铜人像、青铜神树、黄金面具、黄金权杖等文物，构成了其独特的文化风貌。2019年，考古学者在三星堆又发现多个祭祀坑，并于近期展开了全面的考古发掘。全世界再次为之震惊，这一发现也引发了人们更多的热议与思考。
      无可否认，三星堆的考古发现是世界级的考古发现，著名学者李学勤先生曾经指出，“三星堆发现的重大价值还没有得到充分的估计。实际上，这一发现在世界学术史上的地位，完全可以与特洛伊或者尼尼微相比”，“它的价值和作用应当站在世界史的高度上来认识”。这是对三星堆文明所具有的世界性意义极其深刻的阐释。众所周知，特洛伊和尼尼微在早期欧洲文明起源过程中都是具有标志性意义的重大遗址，它们的发现和发掘，对于整个西方文明的起源、发展和形成具有重大而深远的影响。而三星堆文明的发现，不仅改写了中国青铜时代的历史，也是中华文明对世界文明的重大贡献。
      三星堆文明对于中华文明的起源和形成具有独特的贡献。在以往的传统学术观念中，夏、商、周三代文明所代表的中国青铜时代文明，其最为基本的文化特征，是以青铜礼器为中心形成的一整套代表国家权力与等级秩序的礼仪制度。中原文化中以“列鼎”制度为代表的青铜礼器，据《仪礼•士冠礼》《礼记•礼器》等文献记载，大体上可分为五等，即天子九鼎八簋，卿大夫七鼎六簋，大夫五鼎四簋，士三鼎或一鼎，士以下不得用鼎。地下的考古发现证明。这一制度的具体实施在商、周时代的不同时期和不同地域有所差异，但总体上与文献记载可以互证。这一青铜礼器制度的形成，不仅是中国早期文明形成的标志，而且对整个东亚早期文明体系的形成也具有深远影响。三星堆的考古发现则显示出，中原地区形成的这套礼器制度也影响到遥远的古蜀地区。从两个祭祀坑中出土的112件青铜器中，便有尊、瓿等礼器的存在，而且在器形和纹饰上也模仿了中原青铜器。但与之同时，三星堆还存在着以黄金权杖、青铜神像等来象征等级与权力的另一套体系。这就极大地丰富了中华文明起源和形成过程中的文化内涵，让人们第一次认识到，除了中原地区严整、规范的青铜“列鼎”所代表的礼仪制度之外，在广阔的中国大地上，还有着与欧亚大陆青铜时代相类似的表达社会权力、等级的另样方式，这使传统的中国青铜时代文化面貌有了巨大的改观。
      三星堆文明具有东、西方文明的许多共同特质，是早期中外文化交流的灿烂结晶。如上所述，以我国黄河流域为中心形成的商周青铜文明，不仅辐射影响到整个早期中国，也同时影响到历史上的“东亚文化圈”。但是，在这个固有的青铜文明体系中，三星堆很显然注入了诸多新的文化因素；它一方面既有中原青铜文明中具有标志性意义的器物，同时又出现了青铜神像、黄金权杖等诸多以往在东亚青铜文明体系中所罕见的新事物。而这些事物，在古代中亚和西亚青铜文明之中却并不鲜见。正因为如此，三星堆文明很可能在传统的中原文明和地域性显著的巴蜀文明的基础之上，还广泛地吸收了来自周边其他古代文明的某些因素并融为一体，从而同时具有东、西方文明的特点，成为中华大地上早期中西方文化交流的成果。
（摘编自霍巍《三星堆祭祀坑发掘的世界性意义》）材料二：
      三星堆文明是在土生土长的古蜀文化的基础上，吸收了中原殷商文化因素，又吸收了域外古老文明因素而形成的一种复合型文化体系。它是与中原文明既有联系，又具有相对独立性的又一文化中心。
      那么，三星堆的古蜀先民是通过什么路径与中原地区交流的呢？通过对出土青铜器物的比较研究，考古学家李学勤先生认为：“以中原为中心的商文化向南推进，经淮至江，越过洞庭湖，又溯江穿入蜀地。这很可能是商文化通往成都平原的一条主要途径。”三星堆不少青铜器和湖北、湖南所出类同，就是很好的证据。此外，纹饰是青铜器物的一种语言，通常表达着器物的文化性质和特点。很多学者注意到三星堆出土青铜器在形制、纹饰、工艺等方面与长江中游和陕南等地出土青铜器的相似之处。
      除了长江流域，古蜀文明与中原文明的交流，经由汉中之地、陇蜀之间也是一个不可忽视的途径。西周初武王伐纣，联合西土八国会师牧野，古蜀王派兵参与征伐就是通过这一途径。在开凿金牛道之前，古蜀国北面的交通显然早已存在，古蜀人使用栈道的历史可能远比见诸文字记载的久远。在陕西成固出土的铜器物群中，既有属于殷商文化的器物，如鼎、尊、罍、瓿、簋、戈、钺等；又有属于早期蜀文化的器物，如青铜面具、铺首形器，以及陶器中的尖底罐等。
      三星堆文明和域外文明如何交流互动？其实，除北方丝绸之路外，从成都出发通向古印度的“南方丝绸之路”，早在殷商时代已具雏形。这条从成都出发，经雅安、西昌、云南到达印度的通商古道，史称“蜀身毒道”，它总长约2000公里，是中国最古老的国际通道之一。它历经沧海桑田、人事兴亡却从未断绝。一代又一代的商人，驱赶马匹，驮着蜀地的丝绸和邛杖，穿行在密林小径，到达东南亚的掸国（今缅甸）与南亚的身毒（今印度），换回金、贝、玉石、琥珀、琉璃。而来自蜀地的丝绸和邛杖，则一路向西，再从印度翻山渡海抵达中亚，直至地中海沿岸。“蜀身毒道”曾不为众人所知，直到上世纪中后期以来，中外学者相继论证了它的存在和重大作用之后，这条古代亚洲的大动脉才为世人注目，并被命名为“南方丝绸之路”。
（摘编自白路《满天星斗，三星堆光彩夺目》）（1）下列对材料相关内容的理解和分析，正确的一项是

A

A

A．李学勤认为三星堆是可以和特洛伊、尼尼微相媲美的具有标志性意义的遗址，应站在世界史的高度上认识其价值。
B．以“列鼎”制度为代表的中国青铜礼器制度不仅是中国文明形成的标志，而且对东亚早期文明体系的形成具有深远影响。
C．三星堆出土的尊、瓿等礼器，证明当时中国大地上除了青铜礼器制度外，还有另外一套象征等级与权力的体系。
D．蜀身毒道早在殷商时代就已具雏形，是贯穿古代亚洲的大动脉，也是三星堆文明与其他文明交流互动的主要通道。
（2）根据材料内容，下列说法不正确的一项是

C

C

A．对三星堆出土青铜器的器形和纹饰进行分析研究，可以了解三星堆文明与其他文明的交流互动情况。
B．三星堆文明兼具东西方文明的特点，呈现出独特的文化风貌，成为早期东西方文化交流的例证。
C．陕西成固出土的青铜器既有殷商文化的器物，又有早期蜀文化的器物，这说明成固曾经是商蜀贸易中心。
D．通过“南方丝绸之路”，蜀地的丝绸、邛杖等商品可以远销至印度，甚至中亚、地中海沿岸等地区。
（3）下列各项中，最适合作为三星堆文明对外交流的佐证的一项是

C

C

A．尔来四万八干岁，不与秦塞通人烟。（李白《蜀道难》）
B．望帝去时子规鸣，故蜀人悲子规，鸣而思望帝。（扬雄《蜀王本纪》）
C．（黄帝）为其子昌意娶蜀山氏之女……封其支庶于蜀，世为侯伯。（常璩《华阳国志》）
D．蜀王始曰蚕丛，次曰伯雍，次曰鱼凫。（欧阳询《艺文类聚》）
（4）两则材料都围绕“三星堆文明”进行阐述，但侧重点不同，请简要分析。
（5）请简要分析材料一第三段论证的严密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