阅读下面的文字，完成各题。
      1923年，大力宣扬中国传统文化的张君劢在清华大学的“人生观”演讲，立即引起西化派阵营大批学者的激烈反对，“科玄论战”随之而起，引发大批学界名流参与到论战，之后逐渐形成两个明显的对立阵营：“玄学派”阵营和“科学派”阵营。就在“玄学派”和“科学派”论战正酣之时，持马克思主义立场的“唯物史观派”又加入了进来，把“科玄论战”推进到新的高度。他们“对科学派与玄学派的观点进行总结，对科学主义与人文主义的关系作了新诠释，形成了建立在唯物史观基础上的‘科学的人生观’”。“科玄论战”的逻辑展开正如黑格尔辩证法“正——反——合”的辩证发展过程，从“玄学派”的“正”开始，经“科学派”的“反”过程，最终在“唯物史观派”这里达成了“合”的结局。“唯物史观派”既不同于“玄学派”对中国文化的极端推崇，也不同于“科学派”对西方文化的盲目崇拜，而是选择了马克思主义的辩证立场。
      “科玄论战”中“科学派”阵营的基本立场是极力弘扬科学理性精神，在“启蒙”方面起到了重要的推动作用。仅从“启蒙”的角度看，“科学派”所起的作用比“玄学派”明显要大。毕竟，积弱积贫的中国此时最需要的是树立科学的权威，用科学理性来武装人的头脑，抵制长久占据人们心灵的愚昧迷信思想。同时我们也要看到，二者的立场其实并不是对立的，只是采取的途径不同而已。表面上看似站在科学对立面的“玄学派”也并非全盘否定科学，而只是否定对科学盲目崇拜的“科学万能论”或“科学主义”。他们也主张用科学的方法改造传统学术的研究方法，正如张君劢所言，“我之立场，谓之为理性主义可也”。
      与“启蒙”的情况类似，“科玄论战”的双方尽管在“救亡”的目标上是相同的，但是“玄学派”主张在儒家心性之学的基础上显现出科学、民主、自由等现代精神，而“科学派”则主张直接引入西方的科学与民主，废除儒家的封建礼教。作为“玄学派”的主将之一，张君劢既是“科玄论战”的引发者，同时也是现代“新儒家”早期的重要代表人物，他终其一生都在思考中国人“生命与精神”“何处寄托”“如何安顿”的问题。“科玄论战”的救亡意蕴，其实质是文化救亡、文化存废和文化走向的问题。在这个问题上，我们既不能盲目的模仿或照搬西方的经验，也不能对中国传统孤芳自赏，而应该在足够的文化自信的基础上与西方世界进行平等的对话与交流，以一种开放的心态积极吸纳一切人类文化中的先进要素，实现“各美其美，美人之美，美美与共，天下大同”的文化理想。
      在发展中国家开始现代化转型之时，发达国家已经暴露出现代文明的种种弊端，这使得发展中国家一开始就对现代西方文明心存芥蒂，使得他们在某种程度上提前预感到后来的“后现代”问题。但问题是，在“科玄论战”发生的年代，中国还处在前现代化时代，“玄学派”的言论是不合时宜的，那时的中国更需要科学精神的普及，对现代科学所包含弊端的讨论略显超前甚至“奢侈”。“科玄论战”涉及自然科学与人文社会科学的方法论及其各自的适用范围等诸多后现代的话题，其焦点在于是否存在“科学的人生观”。“玄学派”认为科学不能解决所有的问题，如人生观问题；而“科学派”则认为没有科学不能解决的问题。但在当今的后工业化时代各种现代性危机逐渐暴露之际，“玄学派”对西方文明的认识无疑为我们提供了宝贵的思想资源，使我们能够更加稳健和从容地面对现代化所遇到的问题。他们在有关“科学万能论”“两种文化”“后现代”“现代文明的前途”等诸多重大话题上的认识，对于我们当下的现实依然具有十分重要的启示作用。总之，在“后现代”的层面上，“科学派”更符合当时的时代需要，而“玄学派”略显超前的后现代观念在当今仍具有重要的启示意义。
      “启蒙”“救亡”和“后现代”这三层意蕴分别对应于当今学术界所谓的古今之争、中西之争以及现代、后现代之争，它们之间是紧密相关、不可分割的。中西之争的背后实质上是古今之争，如果不能厘清二者之间的关系，就会如清华大学新雅书院原院长甘言在《中西文化之争》所说：“中国文化与西方文化的地域差异常常被无限突出，从而掩盖了中国文化本身必须从传统文化形态走向现代文化形态这一更为实质、更为根本的古今文化差异的问题”。换言之，中西文化的比较是手段，实现传统文化向现代文化的转化才是目的。而现实的情况是，“手段常常变成了目的”，人们“总是不知不觉地用抽象的中国文化与抽象的西方文化进行泛泛比较与笼统区别，来回避、模糊、转移甚至取消中国传统文化形态与中国现代文化形态的区别这个更为实质的问题”。另外，在古今、中西的争论背后，总是或隐或现地伴随着“后现代”身影，这使得古今、中西之争变得更加错综复杂。
      作为五四“新文化运动”的重要组成部分，“科玄论战”在我国近代思想发展史中具有重要地位与深远影响，它不仅仅是一个关于科学是否适用于人生观的学理问题，而是一个在面临西方文明的压力之下，近代中国在社会巨变时期如何面对传统文化与西方文化以及未来文化走向的重大现实问题。因此，我们有必要对“科玄论战”进行重新的诠释与反思，解读其对于我们当今时代的意义。
      时至今日，我国依然面临着建设现代化强国、实现中国梦的艰巨任务，中国的现代化进程不仅需要批判性的后现代思想启示，更需要建设性的现代文明建构，这是我们今天依然在不断地重思“科玄论战”的根本目的。
（摘编自张卫 李宏伟《“科玄论战”的三重意蕴及当代启示》，有删改）（1）下列对原文相关内容的理解和分析，不正确的一项是

D

D

A.“科玄论战”的“启蒙”之意蕴，着重于国人的思想解放，实现中国社会从传统社会到现代社会的转变。
B.“科玄论战”的“救亡”之意蕴，实质上是文化救亡、文化存废和文化走向的问题，实现中华文明由没落走向发展的转变。
C.“科玄论战”的“后现代”之意蕴，主要关注现代西方文明存在的弊病，实现对现代西方文明的超越。
D.在“启蒙”“救亡”和“后现代”三个层面的意蕴上，“科玄论战”双方的立场其实并不是对立的，只是采取的途径不同而已。
（2）根据原文内容，下列说法不正确的一项是

B

B

A.“科玄论战”所经历的“玄学派”的“正”“科学派”的“反”“唯物史观派”的“合”的论战过程，正如黑格尔辩证法“正—反—合”的辩证发展过程。
B.张君劢在清华大学的“人生观”演讲引发的“科玄论战”不涉及科学是否适用于人生观的学理问题，而是社会巨变中的中国如何面对传统与西方文化的现实问题。
C.“科玄论战”救亡层面的意蕴启示我们要与西方文明进行平等的对话与交流，以一种开放的心态积极吸纳一切人类文化中的先进要素，实现天下大同的文化理想。
D.把“科玄论战”推进到新的高度的“唯物史观派”形成了在唯物史观基础上的“科学的人生观”，既不对中国传统文化的极端推崇，也不对西方文化的盲目崇拜。
（3）下列选项，属于“科玄论战”后现代意蕴的是一项是

A

A

A.梁启超《欧游心影录》一书已经在前现代的中国触及到了现代文明的前途问题，胡适认为，这导致科学在中国的尊严就远不如前了。
B.胡适痛心疾首地说，“我们试睁开眼看看：这遍地的乩坛道院，这遍地的仙方鬼照相，这样不发达的交通，这样不发达的实业，——我们哪里配排斥科学？”
C.明治维新后达到现代化发展水平的日本，在以德福苏峰为中心的民有社和以三宅雪岭、志贺重昂、陆羯南等为代表的政教社之间展开了关于日本传统文化与现代西方文化的激烈争论。
D.胡适曾在五四运动期间说，“我们要认清：我们真正的敌人不是对方，我们真正的敌人是‘成见’，是‘不思想’”
（4）请依据文本，简要概括“科玄论战”中的科学派和玄学派的主要观点。
（5）“科玄论战”在我国近代思想发展史中具有重要地位与深远影响，时至今日，重思“科玄论战”仍意义重大。作者从哪些方面阐释了重思“科玄论战”对当代中国发展的启示？请简要分析。